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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后的棒棒》:与一个时代告别

公众号名称:vista看天下,公众号:vistaweek - 查看(38) [2021/4/16]



王一博/文

李莎/编辑


服役二十年的正团级军官何苦,正在办转业待安置手续。填写完各项表格的第二天,他走进位于重庆渝中区的自力巷53号。这天起,他成了一名棒棒。山城重庆“出门就爬坡,下船就上坎”的地理环境,导致交通运输不便,孕育出棒棒这个特殊行业。他们用一根竹棒和两根尼龙绳,肩挑背扛,游走于大街小巷,从事搬运工作。


何苦拜了一位棒棒师父,名叫老黄,65岁,棒龄22年。老黄帮何苦在自力巷53号找到一间月租300元的房子。15平米左右,布料胡乱地遮着窗户,墙壁上糊着广告纸,被前任主人睡得发黑的凉席无法罩住整张床。二房东大石说:“这是53号最豪华的房间。”


做棒棒的第一天,何苦和老黄接了五个活,总共赚了67块钱。老黄说,最近很多天没有赚超过30块了,是何苦带来了好运。


何苦之所以成为棒棒,是因为他想拍一部关于棒棒的纪录片。他从婚庆公司找了一位摄影师,用摄影机记录他和其他棒棒的生活。拍摄从2014年1月一直持续到次年初。


2016年,这部名为《最后的棒棒》的纪录片在网络播出。豆瓣上,8600多人给它打出了9.7分。8月17日,电影版《最后的棒棒》上映。截至记者发稿,电影累计票房74万元,排片率没有超过0.2%。豆瓣评分一路从首映日的7.1分逐渐下落到6.4分。


有网友说:“不知导演身上发生了什么事,令这次的剪辑浓缩,变成了一次灾难。”



脱下军装做棒棒


何苦第一次见到老黄时,老黄正站在自力巷外的五一路口,杵着一根棒棒看别人打扑克。那天的重庆阴雨不断,棒棒们都没活可干。


见到老黄之前,何苦已经在人民公园转悠了几天,见棒棒就搭讪,请他们讲自己的故事。但没人理他,即便他打出请喝茶、给50元的条件,大家还是觉得他是骗子。


老黄个儿不高,背微驼,看着面善。何苦有种“一见如故”的感觉。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,何苦脱下干净的冲锋衣,卸下最外面的一层,只穿着里面黑色的绒内胆,朝老黄走去。


此时的何苦已经下定决心。他不想以拍摄者的身份做这部纪录片了,他要自己当棒棒。“我拜了老黄为师,然后走进自力巷。我告诉他们是拍我,他们也就没有那么抵触了。”何苦接受本刊采访时说。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是,棒棒流动性强,长时间跟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,何苦只好加入棒棒圈,融入他们的生活。


事实上,住在53号的人们,对何苦要做棒棒这个事,还是将信将疑。除了老黄,这里还住着爱看《刘三姐》的老甘,喜欢打牌的何南,他们分别有着30年和17年的棒龄,目前转行给大排档打杂。二房东大石也是棒棒出身,他来重庆时儿子1岁,现在孙子5岁,如今经营房屋出租生意,偶尔兼职棒棒。


听说何苦要做棒棒,老战友蹇忠没当真,认为他“开玩笑的”。蹇忠很纳闷:“一个正团级干部刚刚下来干啥不行,干那么一个行业?”


何苦在1993年12月入伍。先做侦察兵,后当报道员,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做过记者。2013年底有了转业的想法,但却陷入迷茫,反复自问:“脱下军装你干什么?”


直到某天,他在重庆与一位棒棒擦肩而过。老师傅粗重的喘气声引起何苦的注意。“他的背影特别佝偻,我就跟着他走了很远。”何苦突然发觉曾经那么有力气的山城棒棒军老了。随后的日子,他时常在街上观察棒棒。他们曾是重庆的名片,如今大多和那位佝偻老人一样。“这是一个后继无人的行业,它注定要消失。”何苦找到了接下来的方向。2015年1月,正式退役后去拍了棒棒,记录下“那些眼睛花了、头发白了还在坚守的一群老人”。


何苦借了一台闲置摄影机,三角架一摇嘎吱响,又从婚庆公司找来摄影师。边做棒棒,边拍起了片子。前半年,除却自己和摄影师的生活开支,何苦存了3000多块钱。后来,他转做包工头,带一些棒棒在工地干活。他拿赚来的钱付清了摄影师的工资,手里还剩5万多,这些钱用来做纪录片的后期。


后来,何苦以2.6万元的价格,将《最后的棒棒》卖给爱奇艺。2016年,纪录片上线,豆瓣评分好于99%的纪录片。


蛮牛与野棒棒


去年9月,曾在博纳、嘉禾等做了12年影院经营管理的樊晓波,看完了13集纪录片,“被震撼了”。他给何苦发微博私信,提议剪出一部电影版在院线上映。十一假期时,樊晓波人已到重庆,坐在蹇忠的对面,商量拍摄电影版的事。那时,蹇忠转业后加入了何苦的团队,而樊晓波成为电影版的发行总监。


电影版很快启动了。何苦团队的工作有两个,一是加入棒棒师傅们目前生活的新素材,二是将400分钟的网络版和新素材剪为100分钟。前者不是难事,一年的同甘共苦,何苦和老黄他们成了朋友,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

聚集在解放碑附近的棒棒们,授予何苦“蛮牛”的外号。这意味着何苦成为了“自己人”。


这位勤恳、忠诚、不大懂得变通的“蛮牛”,却选择以“改变”作为电影版的主题。他觉得,无论是城市还是棒棒行业,都处于变革中。


改变是从自力巷开始的。这条小巷距离繁华商圈直线距离不到300米,因历来住着自力更生的小商小贩和手艺人而得名。2014年,这里成为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的攻坚目标之一。住在这里的棒棒们,眼看着周边的高楼一点点往云层里蹿。它们代表着渝中半岛的新高度。“从自力巷踏入解放碑,感觉一步迈入这座城市的70年。”


2013年底,自力巷开始拆迁,小商铺逐一离开。附近的棒棒渐渐从有固定雇主的“家棒棒”沦为“野棒棒”,被卷入城市的变迁中。


但老黄还没有感受到变化。他坚守在五一路口,甚至因为何苦要求去人更多的朝天门接活而大吵一架。曾经一同做棒棒的老曾头,守着解放碑的一个粮店送了二十几年大米,终于在60岁时开了一家米店,老曾头“时常感叹自己懂事太晚”。老黄很羡慕老曾头。“但是他并没有其他思考。”何苦在片中独白道。


老黄坚持做棒棒,是为了帮女儿还20万房款。2013年初,女儿和女婿在重庆永川区临江镇上买了一套140平米的二手房。但大多数日子里,房子空空荡荡。女儿在永川的电子厂上班,女婿在西藏日喀则修铁路,亲家母在川西的工地做饭,外孙子被送到江津农村的外婆家里。当初,老黄支持女儿在镇上买房,是为了让外孙子有个好的成长环境。如今为了房子,孩子反倒成了半山腰里的留守儿童。


再见,棒棒


何苦觉得,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,老黄像是静止的老者。


直到这一天。2014年8月6日清晨,老黄和何苦从附近公厕回来时,亲眼目睹了53号瞬间变成一片废墟。拆迁通知在几个月前就贴在门口,前一天也有工作人员上门通知。“都怪我们太拖沓了,多住一晚是一晚。”何苦说道。


老黄的家一夜之间消失,仅有的2300元存款也掩埋在废墟中。身无分文的老黄和何苦流落街头,靠大石接济的100块钱度日。期间,老黄的高血压犯了,没钱,又怕出事,就在医院里坐了一晚。


“好人没有好报。”镜头里的老黄抹着泪说道,“我宁愿自己吃亏,也不亏待别人,我一直都是抱着这个态度生活。”


老黄守着废墟坐了几天。终于在一个夜晚,趁巡逻人员不在,和棒棒老杭伺机“闯入”,找到了那个装2300元现金的编织袋。数钱时,老黄手抖,接连数了两三遍都没数清楚。“或许在今天这座城市里,能够支撑老黄的只有肩上这根棒棒了。”何苦感叹。


其实,老黄也尝试过“改变”。他和另一个棒棒老杭接过几次装修除渣业务。按照规定,装修垃圾必须运到市郊指定的垃圾场处理。老黄和老杭则趁着深夜把装修垃圾搬进自力巷,只要避开拆迁办的巡夜人员,不费什么功夫,就能赚上数百元除渣报酬。老黄以前不敢这么做,后来业务差,病加重,不得不想点“歪门邪道”。他安慰自己,在一个拆得乱七八糟的老巷子扔点垃圾,算不上违背道德良心。直到一次搬运垃圾碰了钉子,他觉得这是恶有恶报。


老杭的故事更具荒诞感。他的腿部得了怪病,依然干着棒棒的营生。老杭这辈子被骗过很多次,最近的一次是别人给了他一张百元假钞,他找了对方80元零钱。老杭一直想把假钞花出去。直到给一位女雇主找钱时,趁她打电话,他将假钞掉包,却被识破。面对数落,老杭手足无措,把钱戳到镜头旁边的何苦面前,问他真假。何苦很尴尬,没说话。


一位豆瓣网友写道:“像老黄这样的‘棒棒’永远只能是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……再见,棒棒。”


用肩膀挑起一个城市


也不是所有人都静止不前。


《最后的棒棒》中,外号“毛土豪”的棒棒只做了两年,就拿赚来的积蓄进入家装行业,拜师学手艺。如今手里有了存款,也买了房。弹幕中有人写道:“这就是聪明人。”


电影后段,何苦给做防水工程的老板杜天刚打工。杜天刚在90年代做过两年棒棒,给别人扛水泥。后来进入防水行业,一步步从临时工变成技术工,如今开了公司,成了防水技术专家。


“为什么有的人能成功,有的人几十年如一日还是做一个棒棒,这就是变革所带来的力量。”樊晓波说。


何苦形容,上世纪80年代,街头的棒棒比行人还多,“一根简陋的棒棒有可能成为融入城市的跳板”。如今城市加速发展,山城棒棒军却老了。2015年,重庆师范大学师生做的一份调研显示,棒棒军的平均年龄达到52.25岁,60岁及以上的棒棒比例超过20%。


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副教授秦洁,多年关注棒棒群体。她在接受界面的采访时曾说:“从趋势来看,棒棒军肯定会消亡。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群体未来怎么办,他们是回去还是留下。”


老黄回到女儿身边养老,房款已经还清;老甘回到老家四川邻水,自己耕田,不愿意进养老院;老杭回到老家带孙子;早在重庆安家的大石一家住进新房,女儿大学毕业。


秦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他们尽管生活在都市这个空间里,但并不是都市的主人。所幸的是,对于棒棒而言,乡土世界依然是他们遭遇身份尴尬、应对结构性社会不平等待遇的归属所在。”


电影结尾,何苦独白道:“解放碑的棒棒又老了一岁,又少了很多。或许再过几年,他们就要成为山城的记忆。曾经,他们用厚实的肩膀把一个城市挑进了新的时代。而今,他们的背影正在远去。离开是自然,也是时代的选择。”


“这是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。我们对这些人可以有同情,可以有关注,但是我觉得用不着悲伤,因为每个群体都是这样。”影评人陈令孤对本刊说,“一个行业消失了,又有新的行业代替它。”陈令孤觉得,应该有更多的影视作品关照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。“小人物的身上,可能会遭遇到很大的事情,有自己的传奇性。这种反差能带出时代的变迁感。”《冈仁波齐》《二十二》以及最近刚上映的纪录片《大三儿》都对准了小人物。


然而《最后的棒棒》上映后,并没获得前几部那样的成功。


“他不太适合当导演”


电影版的豆瓣评分为6.4分,仅好于1%的纪录片。


“导演在一部伪装成纪录片语言的体系里,表演同情、贩卖苦难。”媒体人阿郎看后,给出了这样的点评。很多网友列出“煽情刻意”“旁白做作”“结构混乱”等问题。


为何素材几乎一样,口碑却天差地别?


影评人陈令孤向本刊分析,网络版内容含量大,情绪被稀释了,电影版需要浓缩,很多镜头剪出来像MV,破坏了纪录片的质感。“网络版展现的影像和人物有一种粗糙的质感。这种粗糙让影片显得真实和朴实,观众就是被生活本身的底色感动了,所以评价很高。”陈令孤说,“现在要变成电影版,他要把里面最精致的内容剪出来。剪出来的精华部分可能非常光鲜,但显得有些突兀,反而变味道了。”


剪辑过程中,樊晓波曾与何苦起了争论。“我觉得纪录片中不应该有配乐,不应该有一些所谓的品牌露出。”樊晓波说。何苦则认为“音乐总比噪音要好一点点”,以及“这就是一个被广告包围的城市”,“我为什么要刻意回避这些?”


樊晓波让步了,但他要求删掉一些煽情片段,因为“过度的煽情会引起年轻观众的反感”。但何苦还是坚持保留。比如和老黄流落街头时,何苦双眼泛红,镜头适时地推进为大特写。


果然,这些都成为不少影评人和观众批评的焦点。


何苦用“尖锐的批评”形容这些看法,他担忧“这种评价接下来就会影响到我的排片”,甚至觉得“我的一番苦心,没有任何人明白”。


“生活本身就有很多荒诞的东西,你只要把它拍出来就很有味道。非要把镜头逼近,拍人物的眼睛、神情,就显得特别‘积极’。”陈令孤说。


老战友蹇忠则半真半假地开玩笑:“他不太适合当导演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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